重读《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幸福的
我还没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此之前，《罪与罚》一直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因为它带来的震撼至今难消。
上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这次重读时隔差不多一年，也就是国庆假期前开始的。上一次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海观、王汶译本，这一次读的是汝龙的译本，因为网上说他老先生的翻译更好。由于不懂俄语，我不谈译文优劣；就个人体验，两种译本都很顺畅。国庆出游几日，借路途空隙基本读完。本文人物译名以汝龙译本为准。
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总体特点，我还是引用Woolf的评价：
“The novels of Dostoevsky are seething whirlpools, gyrating sandstorms, waterspouts which hiss and boil and suck us in. They are composed purely and wholly of the stuff of the soul. Against our wills we are drawn in, whirled round, blinded, suffoc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filled with a giddy rapture.”（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
Woolf这句话最能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了。就像Dryden评论莎士比亚一样，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我们被他的故事吸了进去，得到了内心的狂喜。上面的引文也是我初读时的体验。然而第二次阅读时，这种震撼感便丧失了一大半，我得以把情绪抽离，冷静地分析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这还是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罪与罚》本身来谈一谈吧。
先从最令我震撼的情节开始吧。从这里，我们便可窥见全书的主题。诸多场景之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拉斯柯尔尼科夫让索尼雅读《约翰福音》中“拉撒路复活”的一幕——也是他坦言“我不是对您下跪，我是对人类的全部苦难下跪”（379页），又自责“有痛苦，自己一人担当！”（388页）的时候。他多次对卢仁承认，自己连索尼雅一个小手指都不如；及至索尼雅被污蔑偷走一百卢布时，卡捷莉娜·伊凡诺芙娜亦断言：“统统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她的一根小拇指哟！”（467页）这些细节把人物的伦理姿态与精神震荡摊开在我们面前。《罪与罚》中两个重要、相互映照的主题，便是“苦难”与“复活”。
在这对母题的牵引下，人物的自我辨认首先发生在索尼雅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话中。是索尼雅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认清了自己的罪行，但当他向索尼雅坦白时，他对杀害老太婆仍并不感到懊悔：“难道我是把老太婆杀害的？我杀害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索尼雅听完说道：“多么痛苦啊！”（494页）索尼雅使他切实体会到自身的痛苦；然而此时他尚无悔意，转而想要逃避，多次生出“去送死”的念头。
而“痛苦”并不只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雅身上显现。小说开篇不久，主人公在小酒馆里遇见了索尼雅的父亲——玛尔美拉朵夫；随后他做了那场梦：一匹拉车的小马被活活抽死。若加以对比，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境与其后卡捷莉娜·伊凡诺芙娜发疯后带着两个孩子卖艺时的惊惶失措，乃至她的死亡，恰相互呼应——正是生活本身把她一点点“鞭打致死”。这层呼应使“苦难”的经验从主人公作为个体的一个梦扩展为广袤的俄罗斯的压迫图景，也为“复活”的可能埋下了伏笔。
俄国土地广袤，俄国人也因此受到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斯维德利盖洛夫之口道出了俄国人的性格：“俄国人都是天性开阔的人，像他们的土地那么开阔……然而糟糕的是他们徒然有开阔的天性，却没有特别的天才。”（584页）斯维德利盖洛夫懂得人的软弱，也能一时慷慨送给索尼雅和杜尼雅资助，但无法给他口中的“开阔”找到伦理的边界与精神的指向。把一切交付于梦境和优美的浪潮。于是，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痛苦中寻找出口时，斯维德利盖洛夫的选择是“终止”——自杀。对准了太阳穴的这一枪像是对“复活”的反题：它切断了痛苦，却也拒绝让痛苦转化为意义。
与此相对，索尼雅给出的道路是认错与认罪，让生命在痛苦中获得方向。她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反正，您不该害怕自首，或者羞于到那儿去投案自首。”（544页）她不是拿出一套道德教令，而是以自身的忍耐与怜悯，把“复活”从圣经的寓言故事拉回到具体的实践：背十字架、认罪、承担。“你要走到十字路口，向人们膜拜，亲吻土地，因为你对土地也有罪。你要对全世界大声说道：‘我是杀人犯！’”（625页）而他照做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她的引导下，经历了从“我杀的是我自己”的抽象辩解，走向对现实之恶的具体验证；从自毁式的“去送死”的冲动，走向在十字路口亲吻大地、走进警局的自首。这一连串动作，正是“复活”的门槛：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把自己交付给现实与他人。
西伯利亚的流放让痛苦具有了持续性：劳作、病弱、屈辱、迟钝的季节更迭——这些日常的沉积，磨去他“非常人”理论的傲慢。索尼雅的探望与守候，使他获得了新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第一次真正地为他人而痛，而非为自己的观念而痛；而他牢房内枕下那本《福音书》，也从未读的象征，变成了某种可以重新开启的文本。
小说的结尾“不过，那会是一个新的故事”并非是旧故事的圆满，而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从这一点来说，复活的寓意更加明显：复活并不否定罪过与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得到新生。与斯维德利盖洛夫的自杀相比，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复活”更像一种实践的行动：在受苦中学会爱、在有限的自由中学会接纳自我。小说的尾声部分，更像是《死屋手记》的题旨。这也俄罗斯是那片“开阔的土地”真正需要的开阔：不是无限度的放纵、压迫与逃避，而是忍耐与希望。
“苦难——复活”的线索，与加缪关于“荒谬——反抗”的精神形成了一种对照。加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条路径都拒绝虚无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要求对痛苦和无意义保持沉着并接受它们，拒绝用抽象理论为暴力或非理性开脱。但二人不同之处在于落点的指向：加缪主张以持续反抗来对抗荒谬，把意义安放在行动与存在的本身；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复活”则引向一种映射在索尼雅的形而上的抽象关系——通过索尼雅的怜悯与爱，痛苦被转化了，他被爱、得到了悔改。拉斯柯尔尼科夫如同西西弗，是幸福的。亲吻大地与西伯利亚的劳作，把他的身体重新连接回世界；这与《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把石头推回山顶相呼应——不同只在于前者把循环的劳作纳入“新的开始”，后者则把意义就地安放在机械的循环之中。二者在痛苦的底部相遇，又在意义的诠释之中分道扬镳。
我读的老版本里面，译者序言里面写道，斯维德利盖洛夫是一个反面人物。但这次重读我得以看出来他并非是如此的一个反派，并非像卢仁那样。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认罪也有正面效果，不过待我再读第三遍《罪与罚》时再拿来分析吧。
这可能成为一篇新文章的题材，不过我们现在的这篇文章却要结束了。
（引文页码参照：《罪与罚》，汝龙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