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柯克到张雪峰：被恶搞的死亡与被解构的符号
2025年9月10日，美国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的一场政治活动中遭枪击身亡，年仅31岁。查理·柯克是Turning Point USA的共同创办者，也是右翼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生前长期活跃于播客和社交媒体之中，在他的遇难后，美国两党许多人物都公开谴责政治暴力，为查理·柯克之死哀悼。
然而，柯克的死并没有以简单的方式结束。死讯传出后，支持者在Turning Point总部献花，将他的死亡理解为一场政治悲剧，并把他的遇害当作牺牲、视为保守派政治运动的延续。最初的公共反应对他的死亡表示震惊、悼念；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后，柯克的形象开始逐渐脱离了枪击事件本身，进入另一种传播逻辑中。外国网友把他的脸ps到各种名人、影视角色上面，并开始大规模传播，形成名为“Kirkification”的恶搞文化。与此同时，围绕他制作的AI视频，例如让他和爱泼斯坦一起跳舞、让他和乔治·弗洛伊德一起出现；把他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旧推文找出来进行转发恶搞；甚至出现了名为“We are Charlie Kirk”的AI生成歌曲登顶Spotify榜首。
至此，柯克不再是一个被悼念的、争议很大的、遭枪击身亡的一名activist，而是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替换、可对其进行反讽的网络素材。也就是后文我们要提到的meme。他的死展示了现今互联网的一种典型传播过程：死亡不再是一个需要仪式化处理的事件，而是成为了可以被恶搞的内容。当死亡被短暂的仪式哀悼后，互联网就会对其进行恶搞、二创，反向解构。也就是俗话说的：站得越高，摔得越惨。——被抬得越高的符号，就容易越被解构。也就是说，你问我好笑吗？我承认，确实很好笑。越好笑，则说明解构得越彻底。（注意！！我全文都将使用“反讽”一词，而非“讽刺”一词，二者有细小区别。反讽可以看作是表里不一的讽刺。具体辨析请看本文最后小字。）
死亡并不是失去了意义，而是意义被重新分配了。（更准确地说，是意义被赋予得过满，造成了溢出，后面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悼念把死者抬高、把他放进叙事当中；而互联网的恶搞则恰恰反过来，把他拉回地面，反向解构。
上面的对查理·柯克的恶搞就完全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两个月前张雪峰的死是另一个例子。两件死亡事件的传播模式甚至是如此相似，以至于看到最近网络上铺天盖地对张雪峰的恶搞，让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去年十月的柯克。表面上看，查理·柯克和张雪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右翼活动家、一个是教育界网红。若非相关meme传播到国内，我们对前者几乎毫无所知，笔者在他死前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查了一下维基百科才发现，他生前甚至都没有中文的词条。同样，一位美国人也很难知道张雪峰是谁。
然而，正是这种地域上和语境上的巨大隔离，反而凸显出了两人死后在互联网传播的相似性。
首先，二人生前就已有巨大的争议。他们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种社会符号、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象征。柯克象征着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党派冲突；张雪峰则在和我一样的年轻人眼中作为内卷、应试教育和功利主义的代言人，代表着一种近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实逻辑。换言之，他们的死亡之所以会被恶搞，并不只是因为中美两国网友在嘲笑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因为他们生前已经被压缩成某种可以被攻击、拆解和反讽的社会符号，而死亡只不过是让这个打包好的符号被拆解的时机提前了。
其次，二人的死亡方式都同样有着反讽的色彩，这种反讽都被提取出来成为了某种可传播的笑料。柯克生前长期参与美国枪支议题和保守派政治，最终却死于枪击事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Counting or not counting gang violence”。张雪峰的情况也类似，去世原因为心源性猝死，而他生前直播中曾有人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却被他反驳：你跑不过我！于是，内卷的代言人最后也倒在了内卷之中。死亡本身是悲剧，但平台传播却不会保留悲剧的庄重性，反而会从悲剧中抽取最适合传播、最容易形成梗的部分。而他们死前的话最适合当这个素材了。
两人死后的恶搞形式也高度相似。柯克死后先是政治界的哀悼，一个月后是网络上的恶搞；张雪峰死后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传播方式——先是，大规模哀悼；追悼会当天来哀悼他的群众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随后，他的风评开始反转，甚至时间线都一样。首先是他的脸（和武亮一起）被换到某些人物形象上（是谁？你懂的！）；“巧乐兹”、“雪碧”之类的地狱笑话和谐音梗不断扩散；他生前自相矛盾的切片被不断翻出来（有b站评论区网友说张老师的切片放到七月都放不完）；网友找出他十多年前的微博进行再传播（见下面第二张图）；也同样出现了《张雪峰老师我们记得你》，类似于《We are Charlie Kirk》的歌曲。
张雪峰之死的反讽性还不止于此。他生前曾经反复批判新闻学，甚至那些批判的话限制了他的发言权，他把新闻学作为不好就业、不实用的典型来批判；但在他死后，他的死亡本身却又必须通过新闻报道、热搜、讣告和平台传播被公众认识。所以最反讽的地方就在于，他生前批判的那套传播机制，最后反而成为他死后反讽存在的前提。（“等我死了，我一个一个找你们算账！”）这种反讽并不只是网友强行恶搞出来的，而是他生前话语与死后传播方式本身就已注定好了的。 到这里我相信，中国网友对张雪峰的恶搞绝非出自善意，但并非完全出自恶意。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二创，从形式上看有多少是新的？似乎没有多少新意。它们又没有多少恶意、又没有多少新意，却依然能得到迅速且广泛的传播。为什么？笔者学校超市里的巧乐兹（尤其是紫色的)，经过我多日的观察，已经卖得脱销了。上面分析的那些成熟的内容生产模板——换脸、考古、AI、歌曲——除了对死亡本身的解构、批判外，可以得到传播，仅仅是因为那些图片、视频很好笑吗？上文我们已经承认，很好笑。不仅要好笑，还要易于传播。
说到好笑，就让我想到科比的死，他的死不也被中国网友解构成了喜剧化的笑料了吗？科比的黑料也不断被扒出，加速升调的See you again也成了他的专属歌曲。有人在科比的照片下面写上“一点也不好笑”六个字。上面这张图片恰恰给出了我在本文中想表达的一个见解：解构总是会以一种最易于传播的方式出现。“一点也不好笑”，恰恰代表的就是：“真的很好笑”。不仅仅是死亡，当一个主播或公众人物塌房，也会有类似的模式出现，我不在这里接着举例了，因为大家已经见得够多了。科比开创了饮料瓶家族的先河以及“想你了，牢＊”。我们见得太多了。
正是在这里，meme成为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词。meme一词最开始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其本身就包含复制、传播和变异的意思。汉语里有人把meme翻译成“模因”，保留了这个特点。它不是单纯的一张搞笑图片，也不是某个单独的好笑的段子，而是一种可以被不断模仿、改写、转发和再生产的单位。一个人一旦成为meme，就意味着他的形象已经从具体生命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种可以被他人任意调用的符号材料。查理·柯克和张雪峰正是如此：他们不再只是死者，而是成为了可以被复制的脸、可以被剪辑的声音、可以被考古的语录、可以被重新解构的人设。
因此，死亡在平台上的去仪式化，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网友不尊重死者。平台传播的特征就决定了它天然倾向于把一切转化为meme。悼念本身也可以成为meme，反讽可以成为meme，甚至死亡也可以成为meme。传统仪式给死亡的稳定意义：一个人死了，于是人们悼念他、评价他、一个人的一生就此盖棺论定。但互联网meme传播的逻辑完全相反，它拒绝让意义稳定下来。它不允许一个人的死亡停留在单一叙事之中，而是不断被复制、被戏仿、被拼贴，使查理·柯克和张雪峰的形象在无数版本中流动。于是产生出了无数个查理·柯克和张雪峰。他们二位确实是死了，但在网络上反而发出了比生前更加刺眼（耀眼？璀璨？绚丽？都不太好，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只好用“刺眼”了，希望不是贬义！）的光。
这让我想到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状态：后现代并不是简单的意义的丧失，而是对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meta在这里不管是宏大、或元，我认为都有道理）的怀疑。一个人死了，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与我们有关的人，我们会为之悲痛、哀悼；与我们无关的人，我们觉得无关，但也会觉得人死了值得悼念，至少会承认死者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因此：传统的死亡叙事往往依赖某种宏大结构（也就是narrative！）——英雄之死、殉道者之死、奋斗者之死、悲剧人物之死。查理·柯克的支持者试图把他的死亡放进政治殉道的叙事中；张雪峰的支持者则可能把他的死亡放进奋斗过度、英年早逝的叙事中（当然，只是可能）。但互联网的meme则完全不接受这种完整而庄重的叙事。它把宏大叙事拆碎，把殉道者变成ai换脸图，把奋斗者变成谐音梗，把“你跑不过我”变成评论区模板，把歌曲变成加速升调的二创素材。
也就是说，meme并非只是对死者的亵渎和不敬，不只是意义的不稳定，而是意义的冗余。意义多得溢出来后就产生了对意义本身的反讽。一个人的符号形象越高大，就越容易成为被拆解的对象。而反讽的基本逻辑正在于：你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你首先是一个人。既然是人，你就会说错话，就会有人讨厌你，你死后又没办法为自己辩护，没办法修正自己的言论和形象，就留下了被重新解释的痕迹。
但这种重新作为人的阶段并不会持续太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死者又会重新被符号化。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是那么纯粹的人了，而回到了生前那样了，变成了符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看张雪峰老师的切片仍然觉得他还活着。只不过真正好笑的是，人并不能真正决定自己是否成为符号，他死后的符号化并不是他自己操控的。
死亡之后，符号生产权从本人手里转移到了平台和网友手里。生前，一个人也许还能主动经营自己，把自己塑造成某种形象、某种立场、某种人设；但死后，这种塑造权就只能交给他人。你不再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符号，网络却会替你完成这件事。只不过，生前的符号化常常是自我经营，死后的符号化则是他人改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后的meme的符号化作为反讽的本身难道不正是一种更大层次的反讽吗？——它一方面把人变成符号，另一方面又通过戏谑和拆解不断提醒我们，他原本并不是符号，而只是一个会说错话、会自相矛盾、要在公众场合承担责任的、会留下把柄的人。
因此，meme化并不是简单地把人变成符号。相反，它常常是在一个人已经被塑造成符号之后，再把这个符号重新拉回人的层面。正是我在文章开头说的：“把死者抬高”与“拉回地面”。柯克和张雪峰被恶搞，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死了，而是因为他们生前已经被赋予了过多意义，造成了意义的冗余：政治的意义、教育的意义、奋斗的意义、阶层的意义、意识形态的意义。正是这些过剩的意义，使他们在死亡之后变得格外适合被反讽。有人说，我们不喜欢再听道理了，不喜欢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意义了，正是因为此才有了那些。符号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天然存在的；它们都是人赋予的。而既然意义由人赋予，它也就会被人重新夺回、改写和嘲弄。在哀悼死者的短暂中场休息过后，一切仍会继续。
在平台上，任何过于严肃、过于完整、过于神圣的东西，都会激发相反方向的恶搞冲动，这既是平台和互联网传播的逻辑，在我看来，也是人类的本能。柯克和张雪峰的共同之处正在于此——他们的死亡先被仪式化，随后又被meme化；先被叙事抬高，随后又被平台拆解。死亡没有消失，庄重也没有消失，只是它们在平台上再也无法垄断解释权。
不好意思，我的语言表达不是那么清晰，不小心写得有些长。如果你能耐心看到这里，谢谢你的喜欢！本文写了很久很久，也改了很久很久，请大家原谅我的啰嗦……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失误，首先需要明确一下，我说的反讽：irony不等于讽刺：sarcasm。sarcasm是希腊语来的，意思是把肉撕碎，而到中文讽刺这个词里则有个刺……讽刺更多的是挖苦、嘲讽来攻击别人或者无情的揭露。而irony则没那么重。有趣的是，irony的希腊语原意就是“掩饰”：也就是英文的dissembler，强调的是incongruity、paradox、disparity。
最后我还需要强调一下：我的目的不在于评价Kirk和张雪峰的言论如何，我也不想做出评论，我也不是想批判大家玩笑开得太地狱了。毕竟，和别人聊到这个话题，谁不想说句最时髦的“在公司咱们就练起来”和“你跑不过我”呢？上面的论点是一回事，可是我怎么可能又不参与到其中呢？哈哈🤓